一個麥克風，兩個主人：台灣廣播的誕生與管制
聲音冒險 Week 9｜單元四 聲音與台灣
期中考結束了，歡迎回到下半學期。這一週，我們要問一個貼近台灣自己的問題：廣播，在這片土地上，是怎麼誕生的？又是怎麼被使用的？答案可能讓你有點意外。
台灣第一個廣播電台，不是台灣人創辦的
台灣最早的廣播電台，是日本殖民政府在1931年成立的「台灣放送協會」（呼號JFAK），在台北開台。節目以日語為主，廣播的目的不是娛樂，而是推行皇民化政策——用廣播把日語和日本文化送進每一個有收音機的台灣家庭，讓台灣人覺得自己「也是日本人」，或者至少應該像日本人一樣思考、說話、生活。
有一個細節很值得留意：當時台灣的收音機並不便宜，一般家庭不一定買得起。但殖民政府會在公共場所——學校、市場——設置廣播喇叭，讓廣播的聲音「強制進入」公共空間。報紙你可以不去買、不去讀；但廣播喇叭的聲音，你很難假裝沒聽到。這種「強迫性」，正是廣播作為政治工具的天然優勢。
1945年：麥克風換了主人，邏輯沒有換
二戰結束，國民政府接收台灣，廣播電台也跟著換了主人。中國廣播公司（中廣）接管了主要頻道，廣播的角色從「皇民化工具」轉成了「反共宣傳工具」。戒嚴時期（1949-1987），頻道資源被牢牢控制在國家和黨政軍手中——私人想要申請開電台？幾乎不可能。
但本質上，這和日治時期的廣播邏輯完全一樣：一個政治力量，用廣播的「單向性」來形塑「官方現實」。日治時期的官方現實是「台灣人是日本帝國的子民」；戒嚴時期的官方現實是「中華民國政府是全中國的合法政府，隨時準備反攻大陸」。廣播電波改變了，內容改了，語言改了，但「讓人相信官方說的那個世界」這個目的，一點都沒有改變。
導播的觀察：廣播的「單向性」是它最強大、也最危險的特質
做了二十幾年的電視導播，我深深知道「掌控傳播管道」這件事有多強大。電視轉播的時候，攝影機拍到什麼、導播選擇播出什麼，決定了觀眾「看到的現實」。廣播也一樣：麥克風前的人說什麼、說多少、怎麼說，決定了聽眾「聽到的現實」。
廣播特別值得警惕的地方，在於它的「單向性」。電視好歹還有影像，視覺資訊本身有一定的「自我說話」能力；但廣播只有聲音，聲音的「敘事」由播音員完全掌控——你沒有辦法從聲音本身去驗證它說的是不是真的，你只能選擇相信或不相信。在一個沒有其他資訊來源的社會，這種「只能選擇相信或不相信」的困境，其實是非常巨大的。
今天，我們有社群媒體、有網路、有各種多元的資訊管道。但「演算法決定你看到什麼」這件事，和「廣播電台決定你聽到什麼」，本質上是同一種邏輯——差別只在於，你可能更容易感受到廣播的「管制」，卻比較難感受到演算法的「篩選」。
「一個麥克風，兩個主人」這句話，為什麼重要？
我用「一個麥克風，兩個主人」來串起台灣廣播的早期歷史，不只是因為這個說法簡潔有力，而是因為它揭示了廣播的一個根本性質：廣播作為媒介，本身並沒有立場——它可以是文化傳播的工具、可以是娛樂的平台、也可以是政治宣傳的武器。決定它「是什麼」的，是握著麥克風的那個人。
日治時期的台灣放送協會，和戒嚴時期的中廣，都清楚地理解了這一點，並且充分利用了廣播的這個特性。這不是台灣獨有的現象——二戰時期的各國政府（德國納粹、美國的戰時廣播），都把廣播作為宣傳工具。台灣的案例只是讓我們更清楚地看到：廣播從誕生之初，就不只是「聲音的媒介」，也是「權力的媒介」。
下週預告：等不及的聲音——地下電台
戒嚴解除（1987年）之後，廣播管制開始鬆動，但改變並非一夕之間。下週，我們要談台灣廣播史上最生動的一段故事：「地下電台」——在廣播頻率還沒有完全開放之前，已經有人等不及了，他們拿著地下發射器，用違法的方式偷播廣播。那些雜訊滿滿、音質糟糕的電波，卻因為「禁忌感」而吸引了大批聽眾——這是台灣人對聲音自由渴望的最生動體現。